南阳石蜡精细化工厂关于破解清洁能源难局的想法

南阳石蜡精细化工厂介绍，刚刚过去的一年，“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世界领头羊。”日前，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发布报告称，2016年中国海外新能源投资同比增长了60%，增至320亿美元。目前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大的6家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企业中的5家。在太阳能、风能、水电和相关行业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，是美国在该领域国内投资的两倍以上。

清洁能源市场正在繁荣发展。在夺取这一市场更大份额的比赛中，美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。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估计，全球新能源领域的810万个就业岗位，有350万个是在中国创造的，美国创造的只有80万个。近日，据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透露，“十三五”期间中国可再生能源总投资规模将达到2.5万亿元人民币。

与此形成对照的是，近年来，中国清洁能源发展中弃风弃光弃水现象不断蔓延，且呈加剧态势。数据显示，2016年1～10月全国弃风弃光弃水电量达到980亿千瓦时，超过三峡电站全年发电量。其中，2016年前三季度，新疆、甘肃弃风分别高达41%和46%;2016年上半年，西部五省区弃光率为19.7%，其中新疆弃光率为32.4%，甘肃弃光率为32.1%。

与此相伴，据中电联发布数据显示，2016年1～9月，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装机容量10.3亿千瓦，同比增长7.3%。这意味着，当前中国仅火电装机容量已经接近整个美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。同时，2016年四季度，电煤价格急剧上涨，电煤供需形势一度极为紧张，全国也在整个冬季经历了严峻的雾霾考验。

多路径破解“过剩”困局

日前，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仰哲在谈及可再生能源时表示，未来要努力把三北地区的弃风弃光率控制在5%以内。其他地区基本做到不弃风，不弃光。多位受访人士也对记者表示，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多途径解决“过剩”是关键。

其一，可再生能源在布局上需要优化。

本刊记者了解到，政策对此已有明确指向，未来要推进一些弃风弃光地区有序发展、适当放缓规模和节奏。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?白克力在日前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，“弃风率超过20%、弃光率超过5%的省份，暂停安排新建风电、光伏发电规模。”同时将坚持集中建设与分散建设并举的原则，以就近消纳为主。

以风电为例，预计我国2016年至2020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8100万千瓦以上，年均新增约1600万千瓦，年均增速7.4%。相比“十二五”时期23.4%的实际年均增速，有较大降低。在开发方向上，将加快开发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陆上风能资源。

晋能科技总经理杨立友也向本刊记者建议，在政策层面，可以适当控制弃光弃风现象严重地区地面电站的配额，在用电量大的东南沿海地区推广分布式的应用;在西部地区，用电需求较弱，可以在当地鼓励电力替代，“以电代煤、以电代油、以电代气”，新能源产生的电力在当地消纳的同时，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。

其二，从电网建设上加强对可再生能源接纳和消纳的力度。

这被业内人士认为是破解可再生能源当前困境的现实需要，同时也是支撑未来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。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韩水表示，新出台的电力“十三五”规划，一大特点就是全面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调峰能力。

一是加大调峰电源的建设规模。“十三五”期间建成1700万千瓦抽水蓄能，同时将开工建设6000万千瓦;

二是建设一部分调峰用的气电。目前的部署大约为500万千瓦;

三是加大燃煤电站灵活性改造力度，加大煤电调峰的能力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热电联产机组改造1.33亿千瓦，纯凝机组改造8600万千瓦，主要用于增加“三北”地区的调峰能力。

其三，跨区交易和调度也被认为是重要途径。

可再生能源资源集中的内蒙古、甘肃、河北、新疆、辽宁、吉林和黑龙江等地，恰好也是热电联产火电机组比重很大的地区。冬季，出于供热需要，热电联产火电发电负荷难以降低。热电联产火电机组占用了发电容量空间，清洁能源消纳市场空间和调峰容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。

令人头疼的是，可再生能源“弃电”背后的利益纠葛和羁绊。魏一鸣透露，风电、光电等企业大多属于央企或社会资本，其利润不归当地政府所有且有较多税收优惠，而发展火电会为地方带来明显的就业和经济效益。这便导致了“以风补火”、“弃风限电”等现象。

对此，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所长戴彦德则向本刊记者解释说，经济增速下降带来电力需求的不旺，进一步加剧了地方之间、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。本刊记者调研发现，特别是近年来，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建设，“西电东送”从2015年起已全面形成买方市场格局。

比如，增加云电外送是消纳富余水电重要的措施，但这势必挤占广东火电的发电空间。2015年，广东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.4%，但广东省内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数不升反降，原因是“云电送粤”同比增加2%，这激化了广东火电企业与云南水电企业，以及两省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。

当然，电力传输技术层面的矛盾也是重要原因。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向记者表示，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是制约并网率提升的重要因素，“传统上电网的稳定性是靠电源的可调度性来满足负荷的随心所欲，现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也是随心所欲的，两个都随心所欲的话，系统怎么运行呢?”这对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不过，在她看来，在整个系统的调度上，要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，技术上并非做不到，当风电、太阳能等发电的时候，压煤电的负荷就可以了，“如果在现有能源结构里燃煤机组压缩10%，解决西北五省区弃风就没有问题。”

这也意味着，燃煤机组就不能按照每年4500小时或者5000小时的负荷发电。但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，燃煤机组国家给予的是标杆电价。标杆电价是按照电煤价格确定，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发电小时数，企业才能获得合理的利润。

“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，即便是现在能够把电网建起来，弃风弃光等问题还是解决不了，因为你送来的电我不愿意要。”因此，在蒋莉萍看来，可再生能源弃电困境根本上还在于机制改革。